当习近平谈及 “民族复兴”、“主权和领土完整 ”，他其实引用了梁启超的话术。

当他警告绝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欺负、压迫、奴役我们”时，他在响应梁启超的话语。

正是梁启超帮助普及了“屈辱”的概念，习近平把它用作一道咒语，将中国人捆绑在一种激进的身份认同上，与世界对立。

习近平上周站在了舞台中央，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但是，还有另一个人物的阴影笼罩着这个国家。

梁启超可能不像毛泽东、邓小平或习近平本人那样为我们大多数人所熟悉，但梁启超被称为“中国民族主义奠基人”，他的声音在过去一个世纪一直回荡在中国领导人的耳畔。

如果不回溯到20世纪初清朝的灭亡，以及梁启超的著作引发了中国人民的苦难，就不可能理解今天的中国。

现代中国的理念以及中国人的民族认同感可以直接追溯到梁启超和这段动荡的战争、革命、大规模屠杀和政治动乱时期。

当习近平谈及 “民族复兴”、“主权和领土完整 ”，他其实正在引用梁启超的话术。

当他警告说绝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 “欺负、压迫、奴役我们”时，他是在响应梁启超的话语。

正是梁启超帮助普及了“屈辱”的概念，习近平现在把它用作一道咒语，将中国人捆绑在一种激进的身份认同上，将中国与世界对立起来。

梁启超是谁？

他是一位作家和活动家，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国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为改革大清帝国奔走呼号，使他成为众矢之的，并流亡海外，住在日本和加拿大。他访问过澳大利亚，并会见了我们的第一任总理埃德蒙·巴顿（Edmund Barton）。

梁启超接受了西方，不断吸收新的思想。但这只是加强了他对自己民族的看法——道德败坏。梁启超打量着他的民族，他看到了失败、屈辱和软弱。

他创造了“东方病夫”这个词语，来形容中国的堕落状态。

1895年，中国在战争中被日本打败后，梁启超说“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

梁启超开始创造一个新的国家。他主张“黄种人”的团结。他创造了“民族”这个词语，来形容这个国家的人民。他开始谈论他所谓的“新民”，即“新的国民”。

中国历史学家费侠莉（Charlotte Furth）说，这是一个新“定义”的诞生，把“中国人视为一个民族...... 基于地域、血缘、习俗和文化的共同纽带”。

用今天的话来说，我们可以称之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但梁启超对这个新中国的愿景并不包括民主。正如他在访问美国后写道：

“此实专制安而自由危，专制利而自由害之明证也......故吾今若采多数政体，是无以异于自杀其国也。”

梁启超更喜欢他所谓的“开明专制主义”。

当中国失去了它的世界地位这位游历四方的思想家开始转向西方。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被中国作为观察员派去参加巴黎和平会议。战争的破坏性令他震惊，欧洲列强把中国境内前德国占领区的控制权交给日本，梁启超愤然而归。

中国人对西方的怨恨随之加剧。正如历史学家陈志让（Jerome Ch~q~en）所写的那样，“从1842年到1942年，中国一直受到西方的不信任、嘲笑和轻视，不时夹杂着怜悯和施舍，只有偶尔会有同情和友善”。

当时的梁启超相信，追随西方对科学和进步的信仰会把中国带向灾难。他对中国的政治感到失望，退而开始学习和写作。但他可能是对一位年轻的新兴革命家产生了最大的影响，这位革命家就是毛泽东。

1949年，毛泽东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句话，为共产主义革命的胜利加冕。

本周，当习近平穿着毛式中山装警告任何敢于反对中国的人“必将在钢铁长城面前碰得头破血流”时，我们应该知道这句话的出处。

它来自一个战败的时代，当时的中国失去了自己的世界地位。

摆脱不去的孱弱记忆

这不是某种力量的展示，而是对历经屈辱的提醒。它揭示了中国的悖论：强大而脆弱。

习近平谈到了共产党的非凡成就以及党和人民之间牢不可破的关系。然而，尽管它取得了所有毋庸置疑的成功，但共产党并不相信它的人民。

与梁启超一样，习近平认为人民需要被改造。

梁启超认为中国人民并没有能力实现民主；毛泽东认为中国人民是一张“白纸”，可以在上面书写新的未来。

习近平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是的，共产党把中国带到了一个强大的位置，但它仍然被孱弱的记忆所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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